精金良墨-以传拓艺术展现青铜器形制之美
前言
在带出正文之前，先述与此文有关的一些掌故，其中关键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等‥，以方便阅者综观了解全概，次第进入堂奧。
故宫「午门」之争 （录自维基百科）
午门前自北向南依次有端门、天安门（皇城正门，明朝称承天门）、大清门（明朝称大明门），午门后有太和门（明朝称奉天门，后称皇极门，清朝改称太和门）。各门之内，两侧建有廊庑。此类用门庑围绕形成广场、层层递进的布局，是受到中国古代「五门三朝」制度之影响。
午门建成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清朝顺治四年（1647年）重修，嘉庆六年（1801年）再修。
午门过去是颁发皇帝诏书之处。每年农历腊月初一，在午门举办颁布翌年历书的「颁朔」典礼。遇到重大战争，军队凯旋时，在午门举办向皇帝敬献战俘的「献俘礼」。明朝皇帝处罚大臣的「廷杖」也是在午门前举行。民间传说中有所谓「推出午门斩首」的说法，也是指午门前，但将此处作为杀人刑场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每逢重大典礼以及重要节日，均在午门前陈设体现着皇帝威严的卤簿。
明朝时期，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的上元节，午门悬灯，皇帝赐宴百官。《类腋•天部•正月》引孙国敉《燕都游览志》：「立春日，于午门赐百官春饼。」皇帝在立春日赐春饼，端午日赐凉糕，重阳日赐花糕。清朝时，每年农历十月初一日，在午门「颁朔」，颁发次年历书。
午门前设有两根红杖。两名护军手持红杖坐在门下，亲王以下人员经过时不起立。若有不报名便擅入门者，护军可举杖便打。午门下的两处小房原是明朝锦衣卫值房，东西两厢以及禁门禁軍校尉。
争夺午门
1911帝国瓦解，民國成立。1914年10月，古物陈列所正式在紫禁城前朝部分对外开放，成为北京最早对外开放的博物馆，也是中国首家宫廷博物馆及艺术博物馆。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古物陈列所的地位削弱。1926年10月10日，国立历史博物馆也正式对外开放。紫禁城内同时有了三座博物馆，它们相互竞争，争夺游客。
国立历史博物馆是上述三家博物馆中最早筹备设立的一家。1917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与内务部会商后，1918年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奉教育部令52号从国子监迁入午门、端门一带，此后午门正门除举办国家大典而偶有开放之外，平时并不开放。国立历史博物馆迁入午门、端门一带之后，将午门城楼作为陈列室，城下两廊作为储藏室，午门三门封闭以后，将端门作为国立历史博物馆正门，左右阙门作为旁门，自端门到午门中间的区域变为封闭的院落。]国立历史博物馆由于缺乏经费，在筹备成立后很长时间也未能对外开放。1924年8月1日，国立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城楼举行展览并正式对外展出。后来在洪业的资助下，国立历史博物馆终于在1926年10月10日正式对外开放。1929年8月，国立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管，更名为中央研究院北平历史博物馆。
对迁入午门的历史博物馆的管辖范围，古物陈列所与历史博物馆双方存在分歧，特别是对午门城门的所有权。1930年1月2日，古物陈列所突然开启午门正门售票，并且在1月到2月（即从公历元旦到旧历春节之间）的三个时段，共计开启午门16天。古物陈列所还在午门两旁横贴标语，招揽游客。此举引发管理并使用午门的历史博物馆的不满，1月2日午门首次开放当天，历史博物馆即派员同古物陈列所交涉。此后历史博物馆致函中央研究院，请该院向内政部交涉解决。历史博物馆还以「午门洞开，防范必须周密」为由，从1月4日起停止参观，并且关闭端门中门，在午门前栏起绳索以封锁午门。由于午门如果长时间开启，历史博物馆将失掉从午门到端门之间的封闭院落，「事将无从维持」，所以历史博物馆坚决反对开启午门。
古物陈列所开启午门，是由于经费困难，亟需吸引更多观众购票参观。古物陈列所成立之后，观众从东华门、西华门出入，数量较为有限。1928年，为方便嘉宾参加在太和殿或者太和门举办的北伐胜利庆祝大典，午门正门曾经开启一天，民众蜂拥而至。古物陈列所见开启午门有希望增加观众，便于1928年9月30日派出代表李贻燕等人持函赴历史博物馆，要求开启午门，并由古物陈列所在此设一处售票室，方便游客参观古物陈列所。历史博物馆方面由裘善元主任出面接待，最终同意古物陈列所辟午门后西铁栅门售票。自1928年双十绕节起，每当历史博物馆开馆日期，古物陈列所便依约定在属于历史博物馆范围内的午门后西铁栅门售票。但在此种安排下，游客仍须经午门城楼方可入古物陈列所参观，这种不便必定会减少部分客流，所以古物陈列所于1930年1月开启午门，希望以此增加客流。
1930年1月8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从开封刚回北平，便亲自到古物陈列所协商，又在1月10日再度命历史博物馆的郭建勋到古物陈列所重申前义。1月16日古物陈列所关闭午门之后，1月17日傅斯年再到古物陈列所交涉。1月19日，双方举行了最后的谈判，但谈判陷入僵局。
1930年1月29日，《内政部勘电北平古物陈列所，午门扃闭向由该所管理，仰即据理力争由》，内政部在其中称「午门启闭向由该所管理，原案具在。仰即据理力争，可也。」此后古物陈列所致函历史博物馆，认为历史博物馆为了保护午门旁边的铜炮而设铁丝，实际上是「有意妨害本所售票，阻碍民众交通」，要求历史博物馆将午门前的绳索移开。历史博物馆对此强烈反对。1930年1月30日，获悉历史博物馆不会自动撤除绳索，古物陈列所遂强行派人剪断了午门前的绳索，「实时开启午门正门，设桌售票」。随后古物陈列所致电内政部，称「职所迫不得已，业将当门铁丝及绳索撤去数尺，特先奉闻。」历史博物馆则呈文中央研究院求援。1930年2月12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致信南京国民政府前内政部长樊象离，请内政部公正执事。1930 年3月26日，内政部训令古物陈列所，「提议两种解决办法，是否可行」，实际上承认了历史博物馆对午门的监管权。午门争夺战告终。
古物陈列所在争夺午门中失败，体现了古物陈列所的衰落。古物陈列所原是北京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倡立，直属北京政府内务部，开办费是北京政府（军阀割据时期）从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拨出的二十万元。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古物陈列所（革命军北伐统一全国），开始进行大幅改组，核减经费、清点文物。古物陈列所地位急剧下降，一度改归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北平档案保管处管理，编制遭缩减，所长改称主任，最终在1948年并入故宫博物院
补充资料
【五门三朝】也称三朝五门。《礼记》东汉郑玄注所称，“天子及诸侯皆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又注《礼记。明堂位》曰：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 五门：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这就是“五门三朝”的由来。
三朝的称谓随时代而变迁，
古称： 外朝，治朝，燕朝；
唐称：大朝，常朝，入阖；
宋称：大朝，常参，六参。
也就是：大规模礼仪性朝会，日常议政朝会，定期朝会三种。
但实际上，自战国以后，皆國祚短而弱，都城宫室制度中，循此制者无几
〔隋代〕恢复三朝五门制度，
〔唐〕长安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建设，基本布局没有太大的变化。唐长安有五门（承天门、太极门、朱明
门、两仪门、甘露门）和三朝（外朝奉天门、中朝太极殿、内朝两仪殿）。
〔宋〕中央不夠維穩，大概力亦無法循此制。（個人想法）
〔元〕失此制，
〔明〕南京宫殿则又用此制，其五门为：洪武门、承天门、端门、午门、奉天门，三殿为：奉天殿、华盖
殿、谨身殿。
〔明〕成祖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南京作为留都，北京的建设基本按照南京的布局。
〔清〕朝仍然以北京为都城，顺治时，将大明门改为大清门。奉天殿改为太和殿，其他没有作太大的变动。
清代五门为：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三殿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颁朔】古代帝王于每年季冬把来年的历日布告天下诸侯，谓之“颁 朔”。
【廷杖】即是在朝廷上行杖刑，对犯法的人脱裤子以杖打屁股，是对朝中的官吏实行的一种惩罚，最早始于隋朝，又一说是唐代，在金朝与元朝普遍实施，明代则实施得最著名
【卤簿】乃君主专用的仪仗，最早由仪卫扈从演变而来，汉代才正式称为「卤簿」。，清朝自乾隆十三年开始将卤簿仪制分为四个等级，即为大驾卤簿、法驾卤簿、銮驾卤簿，及骑驾卤簿。
〔大驾卤簿 〕
皇帝祭天时的出行称为「大驾」，因此皇帝祭天时仪仗队伍便称为「大驾卤簿」。「大驾卤簿」用于祭天、祈榖、常雩，是最高等级、随行官员和护卫人数最多，仪仗和乐舞也最为齐备的卤簿。它起源于上古神话传说的五帝时代，秦汉时得到发展，并形成完善的礼仪制度。唐、宋时发扬光大，明、清亦有发展延续。
〔法驾卤簿〕
用于祈和、朝会庆典。次等级别，皇帝祈求天地人和，国泰民安的朝廷大型隆重庆典聚会。
〔銮驾卤簿〕
用于巡幸京城。第三级别，皇帝出巡，在京城范围内视察民情和游览活动。
〔骑驾卤簿〕
用于巡幸外省。第四级别，皇帝出巡，到全国各地视察民情和游览活动。
【祭天】古代帝王自承君权神授，故号天子，每岁时按时祭祀上天，祈求天佑
【祈榖】古代祈求谷物丰熟的祭礼。
【常雩】古代求雨之祭祀。清制，每年孟夏择日行常雩礼于圜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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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赔款】
庚子赔款，是中国清朝政府在1901年9月7日因庚子事变被迫与相关其他十一国所签下的赔款条约，名为《辛丑条约》，系因前一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出兵中国，攻占北京，清朝被迫所签下的丧权辱国赔款，因此被称为庚子赔款。
庚子赔款总额为关平银四亿五千万两，关平银为虚拟银两，每两37.7495克（后演变为37.913克）的足色纹银（含93.5374%纯银）。约合当时的3.33亿美元、或7161万英镑、或6.3亿日元、或9.7亿卢布。赔款年息为四厘（4%），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9亿8223万8150两）。
西方各国要求中国赔款的理由包括：
1.支付出兵战费及利息；
2.赔偿各国侨民、传教人员、商人及企业损失；
3.赔偿各国教会损失；
4.赔偿中国教民损失。
四亿五千万两的数目是以当时中国人口估算值（4.5亿）为基础，按每名中国人赔付一两的数目来确定的，带有羞辱性质。这笔赔款被称为「大赔款」，此外还有17个省的中国地方官绅分别与各国领事、教士、教民协商议定了纹银2227万2708两的地方赔款。其中538万6000两归入大赔款。地方赔款的实际支付额为纹银1688万6708两，被称为「小赔款」
赔款的分配
在庚子赔款4.5亿两纹银的分配比例中，俄国所获最多，达2.84亿卢布（包括中东铁路损失7000万卢布、直接战费2亿卢布及利息1400万卢布，赔款衍生利息未计算在内），占庚子赔款总数的28.97%；其次为德国，占总数的20.02%；其他各国的分配比例为法国15.75%，英国11.25%，日本7.73%，美国7.32%，意大利5.91%，比利时1.89%，奥匈帝国0.89%，荷兰0.17%，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四国各占0.025%。各国赔款分配比例，除考虑到出兵数量、战费支出多寡以及财产损失外，德国因其外交官克林德遇害故要求巨额赔偿。法国为中国天主教会保护国，因此其所得赔款（主要为「小赔款」）中，有一部分用于修缮被毁教堂，以及支付给中国遇害天主教教民遗属，作为抚恤金。
赔款的筹集来源
根据辛丑条约，以中国的关税、常关税、盐税作为赔款抵押。还本付息定在上海，由汇丰银行、德华银行、道胜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正金银行 经收。次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分行，参加组成庚子赔款银行委员会。清政府的关税收入仅能偿还以前的旧借外债，庚子赔款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给各省、关，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捐税的不断增加，当时称之为「洋捐」。1905年由于国际市场上黄金上涨，白银下跌，列强认为中国以白银支付赔款的方式将给他们造成巨大损失，要求改用黄金支付。这就是晚清财政史上的所谓「镑亏」问题。1905年大清政府就向列强额外支付了当年的「亏镑」120万英镑，折合白银800万两。这种地方摊牌「洋捐」，直接造成了1900年代全国的「抗洋捐」斗争300余起，著名的有：
安平、深州的「联庄会」的「抗洋捐」斗争，法国军队出动500余人直接参加了军事镇压；
景廷宾、赵三多领导的「扫清灭洋」起义；
邓莱峰领导「拒洋会社」；
湖南的「大汉灭洋军」；
赔款的情形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对德、奥宣战后，停止支付对这两国的庚子赔款。
二、同时沙俄宣布暂停「赔款」缓付5年。1924年5月，苏联宣布放弃未付庚子赔款。
三、1924年底，美国政府宣布第二次退还溢收庚子赔款，並把余下的所有对美赔款全数退还（退还之意是不再收，但中國照繳，充做他用）。
四、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声明退回赔款余额（赔款余额即截至1925年中國尚未付的賠款，
退回並非真的退回，而是他們不再收，但中國照徵收繳交，充做他用，仍由外國監控），并订立协议，充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这种退回庚款的实际使用，除苏联外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实际上中国政府仍必须征收对美、英、日、法、比、意、荷、挪威等国的赔款，支付给这些国家把持的管理委员会。直至赔款支付到1938年时终止，实际共支付赔款六亿五千二百三十七万（6亿5237万）余两，折合银元则约为十亿元。
美庚子赔款的退款
美国所谓的 「庚款退赔助学基金」源于1901年开始中国人便到日本去留学，到1904年底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后，赴日留学达到了高潮。曾任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的柔克义在得知大批中国青年赴日留学的消息后，与1904年底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减免部分拳乱赔款，资助清国留学美国》的建议书，此举得到了美国部分上层人士的支持，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大清驻美公使梁诚向美国政府提出「退还庚子赔款虚数之要求」的来由。
1905年，在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与美方商讨庚款使用黄金还是白银支付方式时，获悉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有「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之语，于是梁诚放弃了使用黄金还是白银的争论，转而向美国政府提出「退还超收庚子赔款的要求」，一方面上书清廷请以此款设学育才。经过3年多交涉，中间虽因发生粤汉铁路废约之关系而生阻，但梁氏努力不懈，终于卒得美国国会之赞同，将处置赔款全权付与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7月11日，美国核减赔款文告由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送达中国政府，其中说：美国决定以部分庚子赔款还赠中国，但贵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 中国外务大臣庆亲王奕劻答复上述公文说：
体会新近贵国总统希望鼓励我国学生赴美入学校及求高深学问之诚意，并有鉴于以往贵国教育对于我国之成效，大清帝国政府谨诚恳表示此后当按年派送学生到贵国承受教育。
同日，外务部致美国公使馆函称：
从赔款退还之年起，前四年我国将次第派送一百学生；迨四年终局，我国将有四百学生在美，从第五年起，直至赔款完毕之年，每年至少派送五十名学生。
并派唐绍仪为特使赴美表示谢意。
辛丑条约中国应付美国赔款2444万778元8角1分，当时尚未付之款项尚有1078万5286元1角2分。经罗斯福总统决定将从1909年1月1日开始实行「退款」。「退赔款」也不是由美国退回，而是在原来每年应交的「赔款」中扣除掉。而扣除掉的这笔款项每年仍必须由中国政府从各项捐税摊派中征收，交给美国花旗银行后，另立「助学基金」由美国政府监督使用，不受中国政府支配。而這筆「退赔款」算为纪念罗斯福总统对清华立校的贡献，清华的西体育馆被命名为「罗斯福纪念体育馆」（RooseveltMemorial Gymnasium），并在面墙上铸其雕像，（1950年代被中国共产党方面作为「帝国主义侵略」象征被铲除）。
1909年7月10日，为落实美国提出的庚款兴学计划，外务部、学部《会奏 收还美国赔款谴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摺》，详细规定了派遣留美生的办法，包括：拟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派员管理，综司考选学生、遣送出洋、调查稽核一切事宜。并附设肄业馆一所，选取学生入馆试验，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所有在美收支学费、稽查功课、约束生徒、照料起居事务极为繁重，拟专派监督办理。
1909年成立肄业馆。1911年4月，肄业馆改称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清华学校」。设立该校目的是做为留学生的留美预备学校。学生经过8年的留美预备训练，在完成基础学业的同时，熟习美国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政治等。毕业生直接进入美国大学三年级留学。这是中国第一所专为留学美国的中国青年所建立的预备学校，也是位于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及位于台湾新竹的国立清华大学之前身。清华学校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
1924年，美国政府又宣布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由于当时中国处在战乱时期（各地軍閥割據），没有稳定的中央政权，美国政府委托由美中两国人士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管理退款，这次数额是25000美金
1928（北伐統一）年，南京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易名为清华大学，隶属教育部，不再是专门的留美预备学校，但仍在1929年遣派37名毕业生、考选10名专科生赴美留学。至此，清末民初的留美高潮回落，此后3年没有再遣派留美生。自此庚子赔款的大部功用转而资助清华大学设校之所需。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用退还的赔款兴办文教事业，继续培养留学生并资助清华大学，还在1931年建立了当时远东最先进的图书馆之一「国立北平图书新馆」。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分馆的前身。
清华将美国退款的使用剩余部分存放至美国银行设立「清华基金」。1949年，梅贻琦校长前往美国掌控此基金，后前往台湾新竹复建国立清华大学，至今此基金利息仍每年由银行拨付给国立清华大学（新竹）。
对英庚子赔款
英国政府从庚子款中拿出五十万两白银，在山西建立西学专斋，也就是后来的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这项拨款在李提摩太手里管理十年，十年之后（1910年）又交给了山西省当局。
而1926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当时，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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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庚子赔款
日本仿效美国将赔款的一部分用于资助中国年轻学生到本国留學生。
对法国庚子赔款
1904年，天津教案中烧毁的望海楼天主堂，使用庚子赔款按原貌修建。
法国仿效美国将赔款的一部分用于资助中国年轻学生到本国留学。
法国于1919年将此笔部份款项，先行用来成立了高等汉学院。
对德、奥庚子赔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乃战胜国，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庚子赔款未償付部分。
对俄庚子赔款
中国作为一战战胜国，沙皇俄国决定将「赔款」缓付5年。1924年5月底苏联政府声明，庚子赔款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义赔款，苏联政府决定放弃俄国剩余全部庚子赔款，提倡将放弃的赔款作为中国教育款项。
对比利时庚子赔款
比利时后于其皇家美术与历史博物馆（1929年）另行成立了高等學院。
综上所述，可见到了民国还在偿付大清帝国的赔偿债务，而这些不平等条约却是使弱国愈加积弱，强国愈加富足的原因，这也是近代中国的写照，庚子赔款直至1938年时终止，实际共支付赔款六亿五千二百三十七万（6亿5237万）余两，折合银元则约为十亿元。完全解除不平等条约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成为二战战胜国以后，但真正的百分百是在1997收回香港以后。
注释：
1.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中华书局出版），载有河北省地方官员与地方天主教神甫所订合同数份，如《霸州赔款合同》、《涿州合同》、《固安县合同》等。以《涿州合同》为例，该合同全文为：「大法国副主教林、大清国涿州知事龚、为立合同事：照得去年各处拳匪滋事，所伤涿州天主教民及烧毁房间以及抢去财物各项，共计京平纹银五千六百两整。此是本教堂与本州岛岛岛各自派人查明，并无多报，亦无遗漏，当面秉公议定银数，两相情愿，永无反悔。此银定于本年六月十五以前如数缴送法国教堂收清，并无延欠。自立合同之后，除东城坊教民孙仁被伤一家六命之案尚未办结外，其余各案俱作完结。凡我教民与本地平民，各释前仇，言归旧好，不得别有讹索，更不得另生枝节。为此公立合同，一存教堂，一存涿署为据。须至合同者。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公历一千九百零一年六月 日」。此合同另附财产人员损失清单一份。另，北京地区交涉结果为法国天主教堂获赔银150万两，美国各教会会堂获赔85万9099两，英国国教各教堂获赔12万2379两。北京周围被污渎的7处基督教墓地各赔银1万两。法、美、英、俄各国教会所属中国教民获得抚恤银143万两。至1902年，北京及附近各州县共向教会赔偿1112万4012两。这些赔款中，后有330万977两从教会所得中剔出，纳入大赔款。
2. 有关对受害教民的赔付，参见《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109页所载《庚子见闻录》，刘容镜口述：「……后来北堂里的神父给教徒们讲道理说：『谁家死了人，丢了东西，要开出清单来。死一个人给一百两银子。丢的东西照价折合。』我父亲被义和团杀死了，我们家就得到了一百两银子，我们家里和铺子里丢的东西也都给了赔款……」，另有数篇中国教民口述回忆亦提及从法国天主教会领取赔偿之事。
【傅斯年】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第四任校长（任期1949.1—1950.12)，之前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校长是五四运动著名学生领袖，北伐后领导史学界从事新史学运动，声誉卓著。抗战期间出任国民参政员，名声满天下。
傅斯年就任台大校长后，对于教室实验室学生宿舍之兴建，图书仪器设备之增购，教职员聘任之慎选，新生入学考试之公平严格，学生课业之重视及生活之照顾等等，莫不竭尽心力，使台大显现新兴气象。
1949年爆发「四六事件」，军警到学校宿舍抓走学生，傅校长极力为无辜涉案的学生奔走，乃得减轻学生的伤害；并在事件期间，一周内密集召开行政会议三次以图立刻解决危机，并亲自撰写昭告全校师生的布告，以稳定校园内不安的人心。4月16日召开台大第一次全校性的校务会议，为期两天。至今，校务会议一直是台大最高的校务决策会议。7月时，接收台湾中部山区省属第一模范林场，日治时期东京帝大演习林拨归台大，就是现在台大实验林的由来。而此时，农学院与经济部合办水工试验室，开启本校与国内外机构合作的序幕。11月15日于台大第四次校庆大会上的演说上，揭示之「敦品、力学、爱国、爱人」四事，日后更成为台大的校训。
1950年12月20日，傅校长列席台湾省议会第五次会议，于会场报告 血，于当晚11时辞世，校内外同感哀痛。其后傅校长骨灰长眠校内植物园，取名「傅园」，并铸「傅钟」以资纪念。二者成为台大校园名胜，傅氏亦成台大精神的重要象征。
傅斯年除了在教育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杰出表现，1928任职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其领导下为金石拓片的搜寻与丰富史料也贡献良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图书馆的珍藏，其中包含了大约两千余件青铜器全角拓片。下面展介的吉金拓即来自历史语言研究所與国家图书馆的金石拓片数据库
正文
精金良墨–以传拓艺术展现青铜器形制之美（转载自典藏台湾）
序言
中国商周时期青铜器盛行，贵族常以铜器作为生活及祭祀用具，去世后，将大批铜器作为随葬品，贵族在遇到紧急事故时，也会将青铜器埋在窖穴中，以逃过灾难。这些青铜器，后代不断自地下出土，所谓「地不爱宝」，使我们有幸能够看到这么多珍贵的艺术品。
最早见于纪录的青铜器出土，是西汉时期，汉武帝「得鼎汾水上」（《汉书-武帝纪》），以为祥瑞征兆，遂将年号从「元狩」改为「元鼎」（116 BC ）。许慎《说文解字-序》也提到：「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但终汉之世，青铜器并没有成为研究的课题。
直到北宋金石学兴起，青铜器作为研究的素材，脱离祥瑞、古玩的色彩，士大夫（如欧阳修、刘敞等）醉心投入，加上皇室（宋徽宗）对古器物，的喜爱，上行下效，甚至出现专为古董买办的掮客商贩，古物成为市面流通的商品，文人雅士聚集摹挲交流，蔚为风气。
宋代造纸、印刷术、墨拓技术的发展，为青铜器铭文及器形的流传提供了方便。当时编成的图录类青铜器专书，最著名有吕大临（1040-1092 ）的《考古图》十卷、编者佚名的《续考古图》五卷、宋徽宗敕编《宣和博古图》三十卷。这些图录成为后世青铜器着录家编辑的准则，直到清代铜器研究大兴，编辑图录所采取的体例大抵仿此。
甚么是全形拓（全角拓）？
墨拓之法，始于六朝，最早是用来拓汉魏石经及秦刻石。唐代以后大行，宋初，遂用以拓古器文字。一般的墨拓是指平面的拓印技术。所谓的「全形拓」，又叫立体拓、图形拓，是在一张平面的拓纸上传达出立体的器物图像，与平面制拓有所不同。
宋代金石学兴起以来，至二十世纪初照相技术未普及之前，传递青铜器形制主要是以摹绘为主，全形拓是十九世纪中叶才兴起的一种特别技艺，结合素描、绘画、传拓、剪纸，在平面的拓纸上传达立体的青铜器形制与花纹。
全形拓大约有三种不同的作法：
一、分纸拓，是局部以小张纸拓制后，加以拼贴成整器图形。严格的说，这只是
平面的拼贴而不是立体的器拓。
二、整纸拓，经由多次的上纸、挪移，将全器的立体形状及花纹完全在一张纸
拓制完成。
三、翻刻拓，是将器物图形及花纹先刻在木或石版上，然后拓印。在实际运作时，
常会结合局部分纸拓和翻刻拓的方式，将较难的局 部采分纸或翻刻方式，完成一件作品。
全形拓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
（一）早期的全形拓（嘉庆1796-1820 至道光1821-1850 之间）
拓制彝器全形，始于马起凤。《金石屑》一：三三录有一件汉洗，马氏题记说明是戊午（1798 ）六月十八日所做。马起凤的学生六舟（释达受，1791 — 1858 ）得其传授，阮元称为「金石僧」，六舟学生李锦鸿也长于全形拓。此外还有张廷济（1768-1848 ）编纂的《清仪阁金石文字》中，也有收有几件青铜爵全形拓。
全形拓的技法在初始之际，通常器物小件且线条纹饰简单，习惯以平面的拓法来做立体拓，不讲求透视，也分不出阴阳，如同由木刻印成。
（二）发展期（道光1821-1850 后期至咸丰1851-1861 ）
清代金 石学家（陈介祺 1813-1884 ）是全形拓发展的关键性人物，他是 山东潍县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不久弃官归里﹐终生未再出仕。他大量收集青铜器及玺印封泥等，常与其他学者应酬往来，互相交换信息、定期切磋。交流方式主要以拓片传递。因此陈介祺大量制作拓本，也不断研究传拓技法。所谓潍城形拓，多半事先做出实物大小相同的画拓稿，再浸木制版，进行传拓，整个过程要求精致、细巧、轻盈、洁净。毛公鼎曾由陈介祺收藏，他所拓的毛公鼎全形拓就是一绝，传世数量不多，极其珍贵。
（三）成熟期（同治1862-1874 光绪1875-1908 民国1911– ）
西方的素描透视方法传入中国后，应用到传拓上，使得全形拓作品，在透视上较为准确、明暗深浅也都掌握较好，在明暗之间还以渐层处理，光线十分自然。周希丁（1891-1961 ）为其中代表人物，他拓过陈宝琛及罗振玉等名家的收藏。陈邦怀评「审其向背，辨其阴阳，以定墨气之深浅；观其远近，准其尺度，以符算理之吻合。君所拓者，器之立体也，非平面也，前此所未有也。」（〈悼念周希丁先生〉《文物》1962.3 ）希丁大弟子傅大卣（1917-1994 ）及其子傅万里都得其真传。另有马子云（1903-1986 ）及其弟子纪宏章也都长于全形拓。
全形拓的定位及其遗绪
从宋代以来，青铜器器形的流传，主要是靠摹绘，即使在照相技术发达的今天，青铜器的线图仍广为采用。全形拓从嘉庆道光兴起、逐渐流行以后，主要是以拓本方式流传。直到石印、珂罗版印刷、照相印刷兴起之后，印制便利精美，成为金石学图录的主流，迅速而大量产出。全形拓这种费时费工的纯手工艺术，师傅难寻，传承不易，逐渐成了希罕而珍贵的艺术品。
欣赏全形拓的时候，需考虑到全形拓作为金石学图像传统的一部份，曾阶段性的起过传递器形图像的功能。就艺术而言，全形拓也应有一席之地，尤其是两本以全形拓为主的着录《澄秋馆吉金图》（1931 ）、《栘林馆吉金图识》（1940 ）印刷出版，可以看到照片未必取代精好的全形拓，其中存在传拓师的巧思及细腻，是新技术无法取代的。
在金石学研究之外，青铜器全形拓也与绘画结合，成为清末到三零、四零年代画坛上独特的一个门类，深受大众喜爱。传统绘画中的「博古画」是结合古器物图形及花卉蔬果等配制而成画面。古物处理或是直接勾画器形，或是以器物全角拓直接安排在画面上，加上折枝蔬果点染花卉，传达一种古意盎然的趣味。纸本传拓的古器物图形，做为一种半成品，介入画家的创作过程中，收藏家、传拓师及画家三方连手合作，器精、拓精、画精，共同完成一件艺术品。
史语所藏全形拓
1928 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后，在所长傅斯年先生的领导下，上穷碧落下黄泉，为搜寻研究资料不遗余力，丰富的金石拓片成了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的珍藏，其中包含了大约两千余件青铜器全形拓片，其中包括吴式芬、陈介祺、柯昌泗、冯恕、孙壮、罗振玉等金石名家的收藏，传拓者多为高手，如周希丁、王秀仁等，质精量多，颇为可观。收藏名家刘体智（善斋）先生于1932 年将善斋所藏铜器全形拓四百余纸，捐赠本所，为本所全拓藏品之大宗，精金良墨，弥足珍赏。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珍藏历史文物数字典藏
